《细胞研究》启示录：自信之路（下）

《细胞研究》常务副主编李党生。 袁婧摄

　　提前五年预见一个原创性成果并敢于发表，这是多么不容易。然而，过去15年，这样的成功预见在《细胞研究》数不胜数。

　　事实上，随着中国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快速前行，一些中国科学家的成果因其创新性太强，很难在国际顶刊发表，而李党生和《细胞研究》编辑团队却以发现的眼光敢于刊用。某些时候，这种独到的学术鉴别力，甚至让《细胞研究》走到了世界顶刊之前。

　　用15年时间成为国际顶刊，创造奇迹之后，《细胞研究》的路在何方？本世纪日本、韩国的科技发展，尤其是中国科研的腾飞，使得亚洲迅速崛起，新的世界科学中心正逐步形成，而这将是《细胞研究》问鼎世界顶尖期刊的历史契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胞研究》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科研的自信之路。

　　中国的本杰明·卢文

　　“我当选院士列出的十篇代表作，其中有三篇发表在《细胞研究》上。如果只让列出五篇，那么有两篇是发在你们杂志上的。” 2020年9月，杨运桂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他给李党生发来短信。

　　过去十多年，《细胞研究》发表了大量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性成果，其中有相当部分因为创新性太强，难以被顶刊所接受，而李党生却敢于拍板发表。

　　要知道，探索完全未知的世界，每一步都踏在对与错之间。只有更多后来者、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才能知道最初的发现是一个突破还是一场误会。

　　最终，时间证明了李党生的魄力和眼光。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家将李党生称为“中国的本杰明·卢文”。本杰明·卢文是美国《细胞》杂志的首任主编，业内评价他具有独特的学术眼光，敢于顶住审稿人的负面意见，拍板发表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或未有定论的论文。

　　无论是院士、诺奖级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都知道，找到《细胞研究》，好工作几乎不会被冤枉。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俞立对此有着最深切的体会。

　　2014年，俞立课题组在细胞外发现了一种长得像石榴的结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细胞器，将其命名为“迁移体”。他立刻把论文投到了领域内最好的国际期刊。

　　可是，当看到“补充更多信息和证据”的审稿人意见时，俞立心里就像翻了个儿：意见很中肯，可要回答这些问题，至少需要再花几年。这怎么可能等得起？这时，俞立想起了曾经打过一次交道的《细胞研究》。

　　从收到论文的那一刻，编辑团队就明白了俞立的难处：细胞生物学发展到现在，再要发现一个新的细胞器，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发现一片新大陆。同行自然希望看到更确切的证据，但没有一项原创性发现是可以用一篇论文穷尽的，甚至用于研究新发现的手段、工具都可能有待研发。

　　“几乎没有哪个极具原创性的重要发现，是仅仅通过一篇论文来完成的。”李党生掂量再三，决定先让这篇论文发表，而且作为2015年第一期的封面文章。同时，编辑部还约请同领域的权威专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桑德拉·施密德为论文撰写点评。桑德拉出于慎重，又找来自己的同事，联合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们在评论中写道：“迁移体”的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惊人”的线索，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很多途径。

　　之后，俞立团队又用了整整五年才获得了“迁移体”的关键功能性数据。2019年8月，他将这些成果以“背靠背”形式（相互独立又互有关联的论文）的两篇论文，同时发表在《自然—细胞生物学》上。

　　2020年9月29日，他再次在《细胞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迁移体”的机理研究成果。这个崭新概念开始逐渐被国际同行所接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呼之欲出。

　　“随着科研发展，很多顶刊都喜欢跟踪热点课题，要求完整的故事，一些真正全新的发现反而很难在顶刊上发表。”如今，俞立已将《细胞研究》作为自己投稿的首选期刊之一，“我有了新论文，总会第一时间送给党生看。我欣赏他对科学的敏锐，更相信他的判断”。

　　提前五年预见一个原创性成果并敢于发表，这是多么不容易。然而，过去15年，这样的成功预见在《细胞研究》数不胜数：张辰宇关于小RNA在哺乳动物体内的系列研究、杨运桂关于RNA甲基化修饰的研究，无一不是在《细胞研究》上首发，继而引起了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关注。

　　这种独到的学术鉴别力，甚至使《细胞研究》在某些时候走到了世界顶刊的前面。

　　2015年12月15日，中科院院士张亚平关于狗的起源研究在《细胞研究》刊发后，引起《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国际媒体关注，而《科学》杂志直到半年后才刊登了一篇结论相似的论文。2020年，张亚平又在《细胞研究》上发表关于鸡的起源论文，《科学》发表点评文章称其为“里程碑式的进展”。

　　2020年6月初，《细胞研究》发表了一项神经递质受体在关闭和激活状态下的不同结构的研究，而《自然》两三周后才相继发表了三篇同一受体结构的论文。

　　与中国科学一起腾飞

　　2020年12月24日凌晨五点，李党生妻子宗丽娟的微信上，收到了沈佳博士的一段报喜留言：两年前获得李党生指导的研究终于发表在《细胞》上。如今正在美国做博士后的他，第一时间向李老师表示感谢。

　　为专注工作，李党生多年来只用老人机，坚持不用智能手机，不用微信。于是，在微信上，宗丽娟就成了他的“代言人”。

　　不过，也有不少科学家朋友会通过短信分享自己的喜悦。2020年初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李党生的老人机突然震了几下，原来是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曾艺的短信，她的一篇关于发现胰岛干细胞的论文正式被《细胞》接受了。她在收到邮件接受函的第一时间就发短信给李党生，浑然忘了此时正是人们香梦沉酣之时。

　　“每每收到这样的短信，也是我最为欣慰的时刻。”这些短信，李党生一直存在手机里，不舍得删掉。

　　身为全职期刊编辑，李党生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可打开他的简历，却赫然看见有他署名的论文竟多达60余篇，有的还是发在CNS（《细胞》《自然》《科学》）上的论文。

　　“这都是朋友们的工作，他们为主，我只是有一点点智力贡献。”李党生解释说。

　　其实，行内人都知道，如果对研究工作没有实质性贡献，一般是不可能在论文上署名的。真相只有一个：在交流中，李党生给出的建议对研究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

　　为国内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提供科研和论文发表建议，这是李党生从回国那一刻起从未间断过的努力。

　　离陕西南路不远，有一家COSTA咖啡店、一家得和茶馆。每逢周末，李党生就是这两家店的常客。约在这里的，多是来自全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或专程、或顺路来与党生聊聊自己的研究。

　　“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他认为，只有把自己当做科学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不求任何现实利益的回报，才能与科学家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只做雪中送炭之人，不求做锦上添花之事”，是李党生一向的做人原则。多年来，他给太多年轻科研工作者以帮助——从在读博士、博士后，到刚独立的年轻课题组长，对李党生而言，帮助他们少走科研上的弯路，看到他们迅速成长，特别有成就感。

　　宗丽娟说，李党生的业余时间基本都在帮助年轻人，因为他一直学不会主动去追科学大佬。李党生觉得，大佬已经很牛了，不需要他太多的帮助。正因如此，生命科学界的专家教授们都非常理解、尊重并支持他。

　　“眼光很毒辣，性子很直爽”，这是我国著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对李党生的评价。剪接体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是施一公最得意的研究工作。在他最重要的十几篇论文中，有三篇发表在《细胞研究》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中国在国际科技期刊界树立起一个标杆”。最近，他聘请李党生为西湖大学校长特别顾问，主要任务就是为学校的年轻科学家进行论文写作和实验提升等方面的指导。

　　李党生对细胞生物学领域有多熟悉？有人说，全中国能跑到的实验室，他几乎全跑遍了，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课题组长。有人称他为“行走的图书馆”，只要提个头，他就能把这个领域的情况头头是道、条理清晰、体系完整地分析出来。

　　李党生的威信究竟有多高？张辰宇说，党生对他课题组学生的实验建议，比自己的话还管用。一次，李党生应张辰宇之邀去为学生指导实验。在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他给张辰宇打了个电话，认为有一项实验必须补充。学生收到建议后，第二天就动手做起来。张辰宇哭笑不得：“其实之前我也给过相同的建议，学生似乎没听进去。”

　　在科学研究中，批判与质疑是常态。身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分子，李党生永远将科学放在第一位。有了这个原则，在学术纷争中，《细胞研究》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态度。

　　2020年3月，我国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对2019年10月发表于《细胞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提出质疑。《细胞研究》在7月6日按国际学术常规，全文发表了饶毅的来信。此后,期刊也刊发了作者对饶毅来信的答复。

　　“我们允许基于科学的、理性的质疑和思辨。”李党生说。

　　来信发表次日，饶毅在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发文予以肯定：“这是我国比较罕见的按国际学术规则，公开发表严肃质疑性质的来信。为我国科学界引入了理性辩论、合理质疑、负责任地批评的学风。”“《细胞研究》这一举措表明：我国也有学术刊物，不仅希望卓越，而且希望有道德、有原则。”

　　科学家优先、科学“置顶”、摆正期刊与编辑的位置——这是李党生归纳的“科学编辑之道”。他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内的身份太复杂，不同场景下，可以是论文作者，又是读者，还可以是审稿人。所以，期刊编辑必须理清这几层关系：作为期刊用户，必须优先服务科学家；但科学必须“置顶”，要确保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李党生时常这样提醒自己和团队：“不要问科学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帮科学家做什么。”在他看来，编辑必须把自己放在期刊的前面，成为期刊的实力担当，看到好成果就要主动出击。

　　同时，编辑又要将自己置于期刊之后，“荣耀属于期刊，不是个人光环”。他认为，编辑始终要保持谦逊，保持对科学和职业的敬畏之心，不能觉得自己有了话语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作为科学期刊编辑的成就感从何而来？“如果你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方式为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这还不足以令你有职业自豪感，那只能说明你入错行了。”

　　更艰巨的“登顶”之路

　　用15年成为国际顶刊，创造奇迹之后，《细胞研究》的路在何方？

　　放眼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几乎都随着科学中心的兴起而兴起。十九世纪英国因其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由此奠定了《自然》杂志的顶尖地位。二十世纪的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于是《科学》杂志崛起。此后，细胞分子生物学革命造就了《细胞》杂志。本世纪日本、韩国的科技发展，尤其是中国科研的腾飞，使得亚洲迅速崛起，新的世界科学中心正逐步形成，而这将是《细胞研究》问鼎世界顶尖期刊的历史契机。

　　事实上，这15年的攀登之路并不好走。《细胞研究》在收获越来越多认同和肯定的同时，也要直面各种质疑：“影响因子一路上扬，是不是‘灌水’操作？”“一年发稿量不到200篇，分母小，影响因子当然上得快！”

　　李党生坦言，在期刊发展早期，高质量的综述和专刊的确为影响因子的增长作了不少贡献；但当影响因子超过10之后，《细胞研究》的进步基本都是靠一篇篇原创论文质量的提升，实打实“挣”来的。在影响因子破8之后，《细胞研究》用了三年来“挤水分”，将发表论文的质量“基线”稳定在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要大幅提升发稿量并不现实，中国科技期刊要‘破圈’办出精品，只有走小而精的路线，先在行业内树起质量标杆。”相比发稿量，李党生更看重论文质量。

　　要知道，当《细胞研究》影响因子破5、破10的时候，李党生收到的祝贺短信、邮件，其火爆程度远超2020年破20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将CNS所处的位置比作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么如今的《细胞研究》已经到了相当于海拔8000米的高处，离“登顶”只差最后一段。

　　李党生清楚，“登顶”之路，会比前面所有走过的路都更加艰难。这需要胸怀，更需要情怀。

　　在《细胞研究》30周年的“庆生会”上，张辰宇说，等到杂志四十岁时，他希望讨论的是，有多少发表在这本期刊上的成果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比起影响因子，期刊在科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更需要长期的高质量办刊水平去慢慢塑造和培育。

　　“From China，for the world（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是李党生为《细胞研究》定下的办刊宗旨。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让全球该领域科学家都愿意将最优秀的论文投稿到这本杂志。

　　令李党生感到自豪的是，目前编辑部团队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期刊的水准。前两年，编辑部有两位编辑离职之后，先后成为《科学》杂志和《自然》子刊的科学编辑。

　　而目前,在《自然》的平台上，《细胞研究》的影响力隐然有超越其他子刊之势。2020年，《细胞研究》刊发的一篇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论文，在《自然》平台上获得的下载和引用次数甚至超越了一篇比它早一天发表在《自然》主刊上的论文。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细胞研究》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华人科学家群体中。大约三四年前，李党生曾尝试在海外派驻或雇佣编辑，让他们可以直接走进国际一流实验室，与海外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第一时间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信息，也让更多海外科学家更直接地了解并体验这本来自东方的学术杂志的一流服务。

　　最近，《细胞研究》的主办方还计划在多方支持下筹建独立投审稿系统和发布平台，为我国科技期刊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型探路。

　　“服务国家战略，将《细胞研究》打造成世界顶尖期刊，成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中的话语权平台制高点。”李党生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和更多中国科技期刊同行在“珠峰”峰顶会师。

　　在杂志“庆生会”上，李党生用“情怀”两字来概括自己对期刊事业的热忱：“我们着眼的，不仅仅是一本期刊影响力的提升。我们看重的，是推动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他坚信，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终将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