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视点

徐洪杰:从上海光源到新一代核能,始终为国家未来着想

徐洪杰:身为党员、身为干部,就永远担着一份对国家的责任,得多为国家的未来着想

  人物小传:徐洪杰,1955年出生,1982年入党。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中科院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先导专项负责人、中科院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筹)院长。曾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上海同步辐射装置预研工程总经理,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总经理,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全国先进工作者、上海领军人才,曾获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杰出成就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作为上海的科创地标,上海光源这座光芒四射的“鹦鹉螺”如今可谓家喻户晓。徐洪杰就是那个带领团队将它建起来的人。从工程预研到立项建设,整整15年,克服经验缺、技术难、工期紧等种种困难取得成功,这支队伍靠什么?徐洪杰的回答是“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此激发出每个人的精神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

  就在上海光源建成之际,徐洪杰受命转身投入我国新一代核能系统——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的研制。又历经12年,技术完全自主可控的钍基熔盐核能实验堆即将在甘肃武威建成,一个全新的先进核能产业链已现雏形。

  “作为共产党员,就得多为国家的未来着想。”今年66岁的徐洪杰,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这种清洁、安全、高效的核能为解决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难忘两段经历,党员干部永远担着对国家的责任

  高中毕业后,徐洪杰来到河南柘城县插队。1976年,县里委派他到一个最穷困的生产队当队长,这一年不到的生产队长生涯令他印象深刻。

  按照“抓紧时间改变这个生产队面貌”的要求,为了弥补当年小麦歉收,徐洪杰跑公社、跑工厂,办出贷款,又拉来红薯种子、化肥。这段日子,他体会到了责任的分量——农民得吃饭,农村要发展,没有知识和技术,真的不行!

  1977年恢复高考,徐洪杰考入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并一口气读到了博士,从此与核物理结缘。1982年11月,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徐洪杰就被批准入党,随后担任了系里的研究生政治辅导员兼支部书记。

  “听党的话,爱国就是要好好读书、好好做实验。”面对在校园泛起的各种思潮和经商热潮,徐洪杰用最朴实的话给物理二系的研究生带来了强大定力,大家都埋头于学习,系里的学生党员队伍迅速扩展。

  “身为党员、身为干部,就永远担着一份对国家的责任。”徐洪杰说,这两段难忘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我们党一步步从石库门走向天安门,靠的就是对人民的这份强烈责任感,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

  “光源队伍里,他们叫我‘谈话专业户’!”

  “五年,你不做其他研究,专心建设光源。”1995年,中科院和上海市政府决定共同建设上海光源,任务落在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徐洪杰的导师、时任原子核所所长的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希望他挑起这副担子。不过,徐洪杰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整整15年。

  建设同步辐射光源,对于原子核所的科研队伍来说是个新领域、新课题。时任常务副所长的徐洪杰带领科研团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专家变学生再变成专家”的艰难转身。到2001年,几乎所有主要关键技术全部被攻克,一支百余人的技术骨干团队也被组建起来。

2006年,建设中的上海光源

  2003年,上海光源正式立项。为了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组织这支队伍出色地完成工程任务,身为所长和工程总经理的徐洪杰殚精竭虑。那段时间,他频繁与骨干们谈心、交流,既探讨业务、研究技术方案,也沟通思想、解决管理和队伍问题。由于谈话频率太高,他被同事戏称为“谈话专业户”。

  他建议立刻在工程队伍里成立党总支——让大家齐心做一件事,对待工程就像对待家里事一样,只有加强党建才能够激发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

  “无论学风,还是工作作风、团结协作,光源队伍都做到了极致。”令徐洪杰特别感动的是,在机器安装现场,一位工艺员一年内走坏了十双鞋;偌大的工程,加速器近10万个信号接头,在技术人员的反复检查下,无一接错;光源施工期间,曾有价值八亿元的设备同时进场,没有一件丢失……

  在徐洪杰看来,增强凝聚力和激发积极性,人类社会有很多模式,“而我党的组织与工作方式,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模式”。

  研发先进核能,续写“半个世纪的核能中国梦”

  2009年,面向国家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中国科学院决定部署未来先进核裂变能前瞻研究。徐洪杰受命再次“转身”,接下了另一项重大任务——组织开展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研发。

  火力电站烧的是煤和油,传统核电站“烧”的是铀,而徐洪杰要研制一种以钍为燃料的新型核能系统。我国钍资源丰富,若能将钍用于核能,可保我国能源供应“千年无忧”。

  熔盐堆是最适合钍基核燃料高效利用的堆型,但是,这座新“炉子”太难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熔盐堆曾与目前商用最广的压水堆同时发展,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制了熔盐实验堆并运行了5年,后因种种原因终止了。我国也曾选择钍基熔盐堆作为发展核能的起步点,但限于当时的科技、工业和经济水平而转为压水堆。

  重启钍基熔盐堆研发,“就是要实现跨越半个世纪的核能中国梦。”徐洪杰说,这或许是人生中的又一个15年,甚至是25年。但为了国家的未来,身为党员,他所想到的只有两个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徐洪杰在钍基熔盐堆仿真堆前

  2011年,“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作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正式启动,钍基熔盐堆所有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都立足自主研发,同时也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一支500多人的钍基熔盐堆年轻科技团队已经集结,正在建设的实验堆实现了全部材料、设备和技术的自主可控。

  实验堆成功后,还要研制研究堆、示范堆,最终实现钍基熔盐堆的工业应用,“后面的路更难。”徐洪杰说,那是人类还未踏足的区域,对技术的选择、判断难度极大,也需要年轻一代科技人员接力创新。“既然国家需要,我们就要努力去走通。”他希望,新一代核能将带着绿色、和平的印记,带领人类走入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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